平臺是光，個人是鏡 ——從俞敏洪與董宇輝的關係說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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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敏洪與董宇輝是什麼關係？

第一眼看去，是老闆與員工的關係。在這個視角下，主要有兩大敘事風格：或言“贏了全員均沾，輸了老闆買單”，或言“半夜雞叫式的盤剝”。

第二眼看去，是伯樂與千里馬的關係。在這個視角下，主要的敘事風格就是《馬說》——“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”。

第三眼看去，是平臺與個人的關係。在這個視角下，平臺是光，個人是鏡。光有陽光、月光、燈光，鏡有凸透鏡、反光鏡、哈哈鏡。恰恰得是“陽光-凸透鏡”組合，才能點燃熊熊大火，其他組合似乎全都難現“星火燎原”的奇觀。

現在，綜合這三個視角，筆者梳理出“東方故事”的4條脈絡，以解“俞董方程”。對了，梳理的原則只有一個：實事求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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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脈絡：假如沒有俞敏洪，董宇輝會怎樣？假如沒有董宇輝，俞敏洪會怎樣？

假如沒有俞敏洪，董宇輝的人生也無可限量，但肯定與現在的董宇輝大不相同。當俞敏洪領銜打造新東方教育平臺的時候，董宇輝是一名優秀但名不見經傳的英語教師；當俞敏洪推出東方甄選直播平臺的時候，董宇輝成長為一名現象級的文化主播。很顯然，從教育平臺到直播平臺，董宇輝的主體策略就是“跟著走”。

但“跟著走”不等於“照著搬”。他因為羞於賣貨所以“顧左右而言文化”，結果劍走偏鋒，成為獨樹一幟的“知識主播”或“文化主播”，最終成為一個大網紅——對了，董宇輝討厭別人稱他為“網紅”，但也只有名人有資格討厭“名”、網紅有資格討厭“紅”，沒成為網紅的人若說“討厭被稱作網紅”，那不是自作多情麼？

也就是說，如果沒有俞敏洪，以董宇輝“羞於賣貨”的性格，即使不能說“斷然”，也可以說大機率地，他不會走上直播帶貨之路，也就沒有今天這個樣子的“爆紅”，上熱搜上得心生厭煩。

君不見：如果你獨立創業，腦袋決定命運；如果你加盟某個圈子，那麼，很大程度上就是“圈子決定命運”了。“圈子決定命運”的真實含義是“圈子的領頭人決定圈子的命運，圈子的命運決定你的命運”。說句不怕得罪人的話：1999年，如果你加盟乳業，那麼，加盟蒙牛是一個樣，加盟牛媽媽是另一個樣，即使你付出同樣的努力；同樣是1999年，如果你加盟電商，那麼，加盟阿里巴巴是一個樣，加盟8848是另一個樣，即使你付出同樣的努力。為什麼？第一原因在於，各個圈子的領頭人不一樣。第二原因在於，你還是你，但你一旦加入某個圈子，就會身不由己地被圈子決定一些東西。

歷史上，韓信很能幹。但韓信在項羽的圈子就無所作為，在劉邦的圈子就叱吒風雲。

反過來，假如沒有董宇輝，俞敏洪的新東方教育該怎樣還會怎樣，但東方甄選就不同了，可能還要在水下漫遊幾年，一飛沖天的大運大機率不會這麼快、這麼急地到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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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脈絡：俞敏洪是不是伯樂，董宇輝是不是千里馬？

可以說是，但不是簡單的是。

在董宇輝成名之前，俞敏洪和董宇輝也許壓根就沒照過面。但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，相人不同於相馬，相馬的伯樂是事前認證，相人的伯樂是事後驗證。

如果說俞敏洪是伯樂，那也只能說他是一個提供平臺的伯樂。至於“千里馬”呢，跑起來才能看見，沒跑起來誰也看不見，即使“看見”也容易看走眼——多少領導看好的人最後一塌糊塗，多少領導不看好的人最後風生水起。所以，俞敏洪所做的事，就是把一批“馬”招到平臺上，讓他們跑，這就叫作“賽馬不相馬”。結果，董宇輝這匹“千里馬”跑出來了。

事實上，董宇輝是一匹“黑馬”。“黑馬”是意外之馬。試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俞敏洪，在你旗下，全國有那麼多主播，其中有一個叫董宇輝，你不大可能一開始就對他予以強烈關注，即使關注到了，看他一副不情不願、不熱不衷的樣子，你能想象他會成為你們公司的頭部主播嗎？是正常人，大機率都不會這麼想吧？但就是董宇輝，一個“不叫賣的賣貨者”，歪打正著，異軍突起。這就是“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”，這就是“錢是非錢的副產品”。

在這裡，直播平臺是“光”，董宇輝是“鏡”——它不是簡單的反光鏡，也不是變形的哈哈鏡，而是一面凸透鏡，把光聚焦到了“文化龍頭”上，並讓這個“文化龍頭”帶動起長長的龍身和龍尾，那就是它後面的產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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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脈絡：怎麼看待“小作文事件”？

“小作文事件”本來不是個事兒。

如果一開始就坦坦蕩蕩地說明，董宇輝朗讀的小作文，有的是本人之作，有的是他人之作，有的是董宇輝與團隊合作之作，沒有任何問題，這無損於董宇輝的形象。美國總統不是還有“總統就職演講撰稿人”嘛。

最關鍵的一點：實事求是永遠不會錯。

真正的事兒，出在對“小作文事件”的反應上。

心理學上有個“費斯汀格法則”：“生活中的10%是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組成的，而另外的90%則是由你對所發生的事情如何反應所決定的。”

“小作文事件”之所以釀成大禍正是這樣：10%是由事情本身組成的，90%則是由各方的不當反應造成的。“小編抱怨”後，什麼“主播變更”，什麼“給粉絲開會”，什麼“海報事件”，等等，自家的一系列不當反應，硬是把小事鬧成了大事。

“小作文事件”的焦點之一是“山西小作文”。那就讓我們把目光投向《喬家大院》，投向百年前的喬致庸與孫茂才，看看他們的相愛相殺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麼啟示。

如果沒有喬致庸的“事業盤”，孫茂才縱然是天王級的“操盤手”，又能如何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孫茂才後來被喬致庸趕走，在生意場上無緣再遇“伯樂”，輾轉到了官場。

如果沒有孫茂才膽識過人的輔佐，喬致庸在掌業的最初階段就有可能“折戟沙場”了。

所以，人扶人，人成就人，從來都是相互的。

“小作文事件”後，好多人在討論董宇輝“當留還是不當留”。

回顧喬致庸與孫茂才，什麼時候“一個願留，一個願被留”？事業方向一致的時候。這時候，“大行不顧細謹，大禮不辭小讓”，碗不怪盆磕，盆不怪碗碰。

什麼時候“割袍斷義”？根本利益衝突的時候。當孫茂才對喬致庸意圖取而代之、奪取家業的時候。

而董宇輝與俞敏洪不存在根本衝突，他們理想一致，事業一致，所以“一個願留，一個願被留”的結果應該是毫無懸念的。

還有一點很關鍵，千里馬能不能日行千里，不僅與馬有關，還與系統有關。

可以說，董宇輝是在新東方和東方甄選這一體系中生長出來的“頭部”，這裡有與他高度匹配的“身子”。如果離“原身”，就“新身”，風險反而是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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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脈絡：俞敏洪和董宇輝誰是綠葉，誰是紅花？

就像修辭中的“互文”手法一樣，這兩個人互為綠葉、互為紅花。

董宇輝當紅之後，兩人出場，董宇輝往往居“C位”，“董紅俞綠”一目瞭然。有人說俞敏洪沒格局，那麼，這不算格局算什麼？

至於報酬，不出事小漲，出了事大漲，這算不算沒格局？應該也不算。企業裡每個人都有相對固定的生態位，要改變某個人的生態位，總得有力量推動一下，力到則動，力不到則不動，哪個公司還不是這樣走過來的？而且好多公司習慣於一年一度，年關才變。當然，俞敏洪本來可以更高瞻遠矚一點，主動變革，而不是被動變革。

還有人說俞敏洪當初從老東家“東方”那裡跳出來，然後給自己開辦的公司取名“新東方”，這很沒格局。如果工商註冊不下來那是另一回事，如果當時工商允許註冊，這樣的“繼承與超越”，這樣的“僧借佛光”，這樣的“借勢營銷”，是算一種聰明呢，還是算一種愚蠢？如果是你，放著現成的光，是借還是不借？要知道，月亮要是不去反射太陽的光輝，那它就是漆黑一團！

俞敏洪創辦的“新東方”，超越了它所脫胎的“東方”；後人若有再脫胎於“新東方”者，唯有再行超越，方顯英雄本色。

前面說了，共同出場時往往“董紅俞綠”；但在更大的背景上，董宇輝目前的一切作為又何嘗不是“綠葉”，成就著新東方與東方甄選，也成就著俞敏洪這朵“紅花”。

比較而言，俞敏洪是公司的最後責任人，他盼“能創造價值的人”如盼甘霖，也許別人來去自如，唯他不能。他是“電影製片人”，他得守著片子。

作者/南風